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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组织整个司法审查的逻辑框架上，法院仍然保持了文义解释为主的方法。

然而，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很多受访者实际上的选择却超过了2项，有些受访者甚至质疑我们的问卷(限定为2项)不科学。当然，也有可能是本文的预设判断本就不成立。

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后，课题组工作人员将问卷发放给受访者，由后者独立阅读并完成问卷的填写。(14)10年前，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设计者吴敬琏曾经出版专著指出，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走在重要的转型路口：一方面，时不我待，存在一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但应该说，对某一术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意味着相应理论的成熟，至少就司法公信力而言，相关的理论还不系统，甚至可以说真正对其展开学术探索的并不多见。(20)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法官受访者与非法官受访者对于判决书说理在司法公信力提升方面的认知似乎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对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给予较低评价的受访者那里，认为判决书说理不充分导致评价低的两种受访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分别是8人(占法官受访者总数的4.7％)和6人(占非法官受访者总数的4.2％)。可以说，这是司法的公信力之最关键的逻辑前提，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中根本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或虽然存在一个名叫司法的系统，但实际上却没有能够与其它公权力系统或社会组织清楚地区隔开来，那么，其实质仍然是没有司法系统，当然也就无所谓司法公信力。

其它的还有：公示财产、追究挑拨当事人与法官关系的律师的法律责任。其中，前者答案的数据情况可见表8。基本义务的存在并非宪法有缺陷，而是对宪法的理解问题。

[32]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义务的优势地位。基本义务作为整合的手段，[81]使公民形成宪法理解和宪法意识。[36]施密特（Carlo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制宪者们仅仅规范了一些意见一致的义务，这些义务来自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民主共识。但是，由于魏玛宪法只实施了14年，同时缺少宪法法院，所以基本义务的教义并没有充分形成。

这种与国家相关的义务包括和平义务、防卫义务和纳税义务，国家让公民承担义务本质上是在履行国家目标——保护人格尊严。关于基本义务与法律保留的关系，首先，有些基本义务，比如作为义务，的确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用宪法来规定基本义务没有意义，这恰恰反映了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权利相对于不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义务的优越地位，同时也防止了国家依据抽象的宪法规定让公民承担无限的基本义务。

那么，基本义务到底在宪法上具有什么意义？目前德国学者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将基本义务作为基本权利学说的分支，隶属于基本权利教义学。如法文的citoyen、意大利文的citadino、德文的bürger以及瑞士所使用的bourgeoisie都具有相同的意涵，即个人离开乡村进入自由市，从而得以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由自由市民所组成的市民社会成为一个自治的领域，不受政治势力管辖。[89]所以，在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公民与城邦是结合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该认为公民拥有其自身，因为所有的人都属于城邦，每个人都只是城邦的一部分。如果说基本权利是国家权力行使的消极规定，那么基本义务就构建了国家权力行使的积极规定。

一个好的公民在受到吁请时会承担起这些责任——从遵守交通规则、尊重他人权利这些日常的要求，一直到纳税、服兵役这些更为繁重的义务。[67]但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义务要求并不一样。诚如前述，德国基本法规定了基本义务也没有导致轻视基本权利的现象，反之，难道将我国宪法上的基本义务条款全部删除后我国的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就自动提高了？笔者认为，这是另一种否定文本的极端，即企图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归咎于文本。基本义务完全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实证概念，个人的法律义务在形式意义上并非基本义务，[13]即使这些义务基于其本质内涵和影响也自称为基本义务，比如德国《士兵法》第7章规定的士兵的基本义务。

这种义务的履行充满了道德意味，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为了换取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美德。[②]然而，这些论证或有缺陷，[③]或有误解，[④]本文拟在梳理德国基本法上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关历史和学说的过程中，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意义进行辩护。

传统上认为，基本义务是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而存在。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的题目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此产生了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范畴。

另一方面，耶利内克又把权利所要实现的目的作为分类标准，他强调主动地位是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反过来则没有权利形成。公民是义务主体，国家是权利主体。当然，这能否得出宪法上的义务就比法律上的义务更基本？卢赫特汉特持否定态度。有的义务之前被认为是道德义务，之后则被解释为法义务。[83] 五、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 在笔者看来，目前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公民基本义务并未在宪法上取得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同基本权利区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样，基本义务也有必要区分义务能力（Grundpflichtf?higkeit）和义务履行能力（Grundpflichtmündigkeit）。

即使在德国，人们对基本义务的理论依据也提出了种种批评。[58]也就是，并非每一个基本权利都对应一个基本义务，[59]因为如果说公民有义务行使自由，那么自由就会丧失其核心，而自由的本质是选择做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

所以，施密特建议回归法律关系的概念来说明基本义务。[30]那么，魏玛宪法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规定基本义务？学者认为，它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来塑造文化国家和社会国家。

这种市民主义的公民观导致权利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从18世纪的自由权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公共属性的减弱，即过分强调公民个人享有的权利而忽视公民对共同体或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而使国家内部产生了离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结合变成了区隔。[16]第四，人的义务针对其他人，而基本义务是针对国家。

比如和平义务在民法上就转变为不侵害他人的要求，民法典对此规定了损失补偿请求权、赔偿金请求权以及对侵犯的防御请求权。[62] 其次，基本义务和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内涵，它关系到国家目的——法律和谐、社会均衡、后代教育、满足国家的财政和土地需求——的实现。什么是公民？通说认为公民就是享有一国国籍的人。[79] 施密特也对耶利内克的地位理论提出了批评。

代表人物之一是古斯（Christoph Gusy）。至于1795年宪法为何专门规定基本义务，理论上是受到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即社会的维护要求公民认识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上是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所鼓吹的人民的不可置疑论调的一种反对。

第1条第1款第1句首先要求人们不去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义务，其次人们有义务去忍受其他人的发展，只要这有助于他的人格尊严的自我发挥。[39]所以，Gusy将服从义务作为国家的理论前提。

这是针对违反和平义务的，同时也对立法者提出了制裁违反该义务行为的义务。[⑩]施密特（Thorsten Ingo Schmidt）给出的定义是基本权利享有者向国家所承担的宪法上的义务。

施托贝尔认为，基本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对违反基本义务的惩罚，部分是因为这在基本法上既不可能也没有效率和意义，部分是因为基本义务仅仅是立法的标准，因此它的法律后果和法律保障都要通过法律来具体化。他认为一些法律义务也拥有基本的实质，比如作证义务，虽然基本法上没有规定，但它对程序法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2）基本义务主要涉及公民对国家和集体的关系，而基本权利限制是说自由的行使要和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而纳粹时期提出的成员地位（Gliedstellung）则认为权利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由此义务变得内在。

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因为国家权力要以统治的可能性为基础，而统治要想变得可能就要对第三人提出行为要求并辅之以制裁的威胁，这就是在为受众设定义务。

他认为，耶利内克的理论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对于古斯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古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但是无论如何立宪国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

（2）基本义务作为解释规则。比如施托贝尔就认为，基本义务属于宪法的结构原则。